中美 '貿易戰' 一觸即發, 各方出謀劃策, 摩拳擦掌, 躍躍欲試. 應該說, 中美關係的複雜程度相當的高,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並不是隨便說說的, 因此, 從301調查清單也能夠看出來, 雙方還是儘力避開了許多己方依賴性較高的貿易項目, 而雙方的貿易往來其實還是互補性大於競爭性.
可以說, 想要戰? 就戰. 與此同時, 想要戰? 也沒那麼容易就戰.
在此形勢下, 幾乎能判斷, 當特朗普叫囂 '1000億美元' 時, 此次交會已過中盤, '談' 才是接下來的重點.
但從另一方面又應該看到, 無論此次談成什麼, 中美貿易摩擦所體現的, 無非是中美實力相對變化帶來的關係相對變化, 應對這種關係變化, 需要作出長期的戰略計劃和打算.
此次所謂 '貿易戰' 中有幾項商品特別引人注目, 而事實也證明, 它們的確都反映著中國經濟更深層次的問題. 這些問題, 是我們在紛紛擾擾之後才真正應該要注意和重視的.
大豆帶來的第一個問題 大豆在這次貿易戰中可謂出盡風頭.
一般人們所了解的是, 一方面, 大豆出口中國對美國非常重要. 中國是美國大豆的第一出口市場, 佔美大豆出口總量的62%. 大豆產區的前十名中有九個都支援了特朗普助他勝選; 另一方面, 中國對進口大豆的依賴度也相當高. 中國大豆消費總量的80%需進口, 幾乎由美國與巴西等南美國家平分.
中國曾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大豆生產和出口國, 直至1995年, 中國消費的大豆基本由國內生產提供. 但近二十年來, 中國的大豆進口量直線上升, 由2010年5479.8萬噸增加到2017年的9552.6萬噸, 增幅高達74.3%. 2017年, 中國大豆產量1440萬噸, 較上年增加11.3%, 進口量9553萬噸, 較上年增加13.8%.
與此同時, 玉米卻出現了另一番 '異象' . 玉米播種面積從2003年的2406.8萬公頃上升至2015年的3811.9萬公頃, 增長近54%. 在東北與內蒙古等地區, 玉米大大擠佔了大豆種植面積. 2010年以後國際市場小麥, 稻穀, 玉米與大豆價格出現較明顯下滑, 但玉米產量增加, 價格卻不降, 國際價格普遍低於國內價格. 不僅如此, 玉米連年產量大於消費量, 積累了大量庫存, 庫存高時相當於年消費量的140%左右. 2014年國際糧食價格顯著下降後, 國內糧食拍賣成交率顯著下滑, 進一步加劇了庫存高問題.
糧食安全關乎國家安全, 糧食問題是重中之重. 1978年以來, 中國糧食產量整體呈上升趨勢, 尤其是2004年至2015年連續十二年增產, 2016, 2017年也保持了曆史高位.
但掰開細項, 玉米 '價格高, 產量高, 庫存高' 同時存在的怪象, 與大豆 '需求大, 產量小, 進口多' 的奇怪景象, 似乎可能相互解釋, 又似乎讓人陷入了更多的問題中去.
大豆背後是糧食價格市場化機制和土地流轉機制
無論是大豆或玉米, 背後都是中國農業, 而中國農業背後, 是價格機制和土地制度.
糧食價格形成有其特殊性. 不同於工業品基本由市場供需確認價格, 農產品(7.310, -0.22, -2.92%)的市場需求相對剛性, 而其供給周期相對較長, 農產品價格易受供給端影響.
我國的糧食價格管理體制經過了多輪改革, 2004年起實行糧食最低價收購政策, 2008年, 確定臨時收儲制度, 實現了糧食產量持續增加和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的同時, 也對市場價格機製造成一定扭曲, 且臨儲制度在執行過程中偏離初衷, 造成了國內糧食產量高, 庫存高及進口量高的 '三高問題' , 並帶來財政負擔加重和國內倉容不足等. 目前, 大豆與玉米已分別在2014年, 2016年停止臨儲收購, 但市場價格機制的形成, 庫存的消化及生產供應的重新平衡, 恐怕還需要時間. 而糧食價格市場化改革也恐怕還需要繼續深入和完善.
此外, 大量進口與價格優勢不無關係, 而價格優勢與成本關係密切. 過去十餘年, 中國糧食種植成本大幅上漲. 2004年, 稻穀, 小麥, 玉米與大豆的中美種植總成本比值只有0.51, 1.37, 0.73, 0.75; 2015年, 四種作物成本比值為1.24, 3.10, 1.56與1.39. 其中差異最大的是人工成本項, 美國小麥, 玉米與大豆20-30元人民幣, 稻穀100元人民幣左右; 中國基本為350-500元人民幣.
中國單位勞動成本仍低於美國, 因此人工成本過高的主要原因是生產方式造成的, 人均耕種面積較小, 大規模的機械化生產難以開展, 所以人工投入過高. 近年來, 中央非常注重促進, 支援糧食規模化生產, 但要想解決問題, 未來恐仍需要更大魄力, 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 創新土地流轉制度.
飛機帶來的第二個問題 飛機是這次 '貿易戰' 中的另一個焦點.
去年底, 美國貿易代表團訪華, 波音公司與中國航空器材集團公司簽署了300架波音飛機的採購協議, 總價值超過370億美元.
此次中國限制的是空載重量在15000公斤至45000公斤的飛機, 恰好覆蓋了美國波音公司對中國出口的主要機型—波音737系列. 而前不久第二次試飛成功的中國國產C919, 恰好就是將737作為主要競爭對手的機型.
我們將C919叫做自己的大飛機. 中國的大飛機製造之路, 非常曲折.
20世紀70年代, 國家啟動 '708工程' , 全國航空工業300多個單位的各路精英被調集參與大飛機 '運-10' 的研製任務. 1980年9月, '運-10' 成功首飛, 並先後7次飛抵起降難度最大的西藏拉薩貢嘎機場. '運-10' 機體完全國產化, 是我國第一款擁有完全自主智慧財產權的大飛機, 使中國成為繼美, 蘇和歐盟之後第4個能自己造出100噸級飛機的國家. 然而由於種種因素, 1985年 '運-10' 宣布下馬. 運10的 '夭折' , 導致國內航空製造業十年的斷檔和大量的人才流失. 中國陷入了 '8億件襯衫才能換回一架波音或者空客' 的進出口尷尬.
此後, 中國也曾提出飛機工業發展 '三步走' 計劃, 企圖走上國際合作的道路. 但是, 在智慧財產權和關鍵核心技術問題上, 外國飛機製造商絕不肯做絲毫的讓步. '三步走' 計劃宣告失敗.
二十多年後, 經過不懈爭取, 論證, 2008年5月, 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在上海揭牌成立, 標誌著中國的 '大飛機' 研製工作開始實質性啟動.
2015年11月2日, C919大型客機首架機正式下線.
2017年5月5日, 第一次離開地面進行首飛 . 大飛機背後的產業政策 大飛機背後, 是一國的產業政策.
大飛機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和航空工業水平的體現, 航空製造業差不多代表了一個國家製造業的頂尖水平.
全球只有美國波音和歐洲空客具有市場化成功經驗. 其發展過程中, 政府產業政策支援的身影從來都強勢存在.
美歐均將航空發動機產業視為保持大國地位的核心. 發動機等關鍵技術研發周期長, 費用巨大, 美, 英, 法等國一直通過國家支援和投入, '預研先行' . 美國僅IHPTET一項預研計劃就持續長達17年, 總投資高達50 億美元, 相當於我國20年發動機預研總投入的6倍.
美國將飛機行業視為關乎國家命運的戰略產業. 從1958 年的《航空航天法》到1976年的《聯邦航空運輸法》, 1986 年的《聯邦技術轉讓法》, 克林頓時期的《先進技術計劃》, 2005年的《相應呼喚: 保持美國領先的航空計劃》等, 飛機製造企業從立法, 預算, 技術, 人員得到了國家巨大的支援, 並從軍方獲得了巨額訂單.
空客能夠 '後來居上' , 也和政府支援密不可分.
與此同時, 其產業支援的具體措施具有規範性與間接性. 美國大飛機產業的發展曆程中, 政府無處不在, 但並不直接 '伸手' 幹涉. 像預算支援這樣明顯的扶持舉措, 也隱藏於無形的立法支援, 減免延納稅款等措施之中. 具體的研製, 測試, 定型, 量產, 銷售等環節, 更是與市場化程序形成良好的融合, 從而促進企業在完全競爭環境中最有效地配置資源. 企業及其管理層在微觀上並不依賴政府, 基本採取現代化公司治理方式處理研製和生產, 銷售, 售後服務等, 並不斷預研增強技術儲備以應對競爭對手的挑戰.
如何能夠有效的選擇, 支援戰略性行業, 如何更為高效的實行產業政策, 是中國未來的難題.
半導體晶片帶來的第三個問題
此次, 美國 '301調查' 報告還特別指責中國 '晶片' 產業獲取境外企業智慧財產權的方式, 以及跨境收購等.
美國對中國半導體很是在意. 2017年1月, 美國白宮針對 '美國半導體產業現況以及中國積極成為全球晶片領域重要參與者所帶來的 '威脅' ' , 公開發表了一份名為《確保美國半導體的領導地位》的報告, 由當時剛剛卸任的奧巴馬的科學與技術顧問委員會撰寫.
美國的各種表態顯示了其極其矛盾的心態.
一方面, 減小中美貿易順差是其主要訴求, 美國希望中國加大進口. 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晶片消費市場, 且長期以來嚴重依賴進口, 貿易逆差持續擴大. 2017年中國整合電路的產品需求達到1.40兆元人民幣, 國內自給率僅為38.7%, 進口額超過2600億美元, 替代原油成為中國第一大進口商品. 美國是中國重要的晶片進口國. 高通 (Qualcomm) 2017 財年在中國大陸的營收為145.79 億美元, 佔總營收的65%. 另一家存儲晶片巨頭美光 (Micron) 2017 年在中國大陸市場的營收達104 億美元, 占其總營收的51%.
另一方面, 美國敝帚自珍, 不那麼希望中國得到美國 '高質量' 的半導體晶片. 2015年4月, 中國的天河二號在全球超級計算機比賽中四連冠後, 美國商務部禁止美國企業向中國出口超級計算機晶片. 2015 年, 紫光集團傳出試圖以230 億美元收購美光, 但因國家安全問題最終落空. 2016 年, 美國施壓德國, 以國家安全為由, 阻止中國宏芯收購德國晶片企業愛思強.
不僅如此, 美國又不希望中國自行研發, 創新升級. 美國對近年來中國的半導體政策有一系列指責, 認為中國的 '國家整合電路產業投資基金' '扭曲市場, 威脅美國半導體產業' . '301調查' 報告中直接點名《中國製造2025》, 半導體晶片也成為其心頭大患.
半導體晶片背後是企業和人才
說到半導體晶片, 不得不讓人想起 '矽谷' . '矽谷' 之所以以 '矽' 命名, 就是因為當地企業多數從事與由高純度矽製造的半導體及電腦相關的產業活動. 但其實, 這個全球科技聖地在上世紀50年代以前還只是以蘋果樹園聞名.
1951年, 斯坦福大學副校長特曼主持建立了美國第一個工業科技園區—斯坦福研究園, 它為斯坦福大學實驗室的科研成果向工業界轉移起了十分重要的孵化器作用. 1956年, 半導體發明人之一, 諾貝爾獎獲得者肖克利在此建立了肖克利半導體研究所, 成為矽谷第一家半導體企業. 當時公司的八位工程師後來出走成立了仙童 (Fairchild) 半導體公司, 從仙童出來的人後來創辦了英特爾 (Intel) 公司, AMD公司等.
矽谷的成功, 誠然與斯坦福, 伯克利等大學的人才培養等有關, 但更為重要的是, 在矽谷, 建立了一整套風險資本與產學研合作, 成果轉化的良好機制. 據統計, 美國風險資本的三分之一投資在矽谷; 此外, 政府與工業界有非常良好的合作關係, 堅持積極配合需要政府審批的建設項目, 儘力吸引企業進駐, 加快創業和開發進程; 最重要的是, 不斷制定, 完善的法律程序, 為企業和人才建造了良好的, 法律意義上的營商與創新環境, 使企業和人才能夠施展拳腳, 收益與價值對等, 且沒有什麼後顧之憂.
中國這些年也在企業與人才問題上做了許多工作, 但是, 有利於企業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仍然有待完善, 而 '產學研' 模式在實際運營中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中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比例並不高.
如何激發人才, 企業的創造性, 並且將人才與企業的成果付諸實用, 讓個體與社會都從中得益, 實現經濟發展中的科技創新, 轉型升級, 是未來的關鍵.
戰勝自己求發展是長期訴求
貿易是一個國家商品, 生產的窗口, 貿易結構問題體現的是一個國家商品, 生產等的結構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貿易戰的火花四射中, 最應當看的, 是從我國貿易的 '一較長短' 中體現的國內經濟結構的長短板究竟在何處.
一是農業政策問題, 背後是價格形成機制與土地產權制度. 我們的價格形成機制問題, 我們的土地產權制度, 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重點, 怎樣能夠解開供給側扭曲, 讓市場發揮充分作用, 關乎經濟發展的基礎和方向.
二是國家戰略問題, 背後是產業政策與市場化融合. 中國人坐上自己的大飛機不是夢. 但是, 從大飛機的發展曆程中, 我們會發現, 產業政策是國家戰略的必須和必然部分, 但如何有效, 高效的實施產業政策卻需要更深刻的改革. 中國的大飛機, 曾經成於政府支援, 又敗於政府干涉. 未來, 大飛機, 和其它類似產業的發展, 一定會需要政府的扶持, 但同時, 又需要市場化的洗禮, 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真正完成國家戰略目標. 怎麼做? 是未來中國改革需要面對的重大課題.
三是轉型升級問題, 背後是企業與人才激勵機制. 企業, 人才相關政策出了不少, 意識或許有到位, 但大多卻沒有可供操作的施行細則, 缺少各部門對接的順暢程序, 相關法律法規保障更仍相當缺乏. 在改革開放初期和人才引進初期, 這種 '模糊' 的方式, 的確解放了生產力, 給了市場活力. 但那是相對此前的僵化體制而言的. 到了今天, 這種缺少法規保障的 '模糊' 已經不能適應新時代的發展需要, 已經不能促進反而會制約企業與人才的積極性和活力釋放. 很多技術轉移模式在適用性上受到合作信任, 道德風險, 法律體系等因素的影響, 大量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閣, 商業化運作也不成功. 法律體系的完善與否對技術轉移成功有重要作用, 法律體系的完善也才是釋放企業與人才活力的最終保障.
果不其然. 這三種貿易戰中矛盾最激烈, 爭論最熱門的商品, 的確就體現著中國國內最尖銳, 最突出, 最緊迫的問題.
和不和美國 '戰' , 也許是短期的, 也許是長期的. 但找到自身短板, 戰勝自己求發展, 一定是長期的.
後記 這篇文章結束時, 特朗普又發推聲稱雙方關係良好, 已將達成協議.
然而, 正如我開篇認為, 特朗普再三提高價碼, 但其實中盤已過. 現下貌似共識已經達成, 卻其實才剛開局.
的確, 從這一次的 '短兵相接' 來看, 似乎大局已定, 但這一次行為背後所顯現出的種種邏輯, 依然不可更改的改變著曆史. 這些邏輯, 將深刻改變國際形勢, 改變中美形勢, 也改變中國形勢.
一直以來, 美國的對外政策都有成套的理論和戰略部署, 在戰術上亦非常注重虛實結合, 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將自身的地位和實力優勢用到了極致.
對於發展中的中國, 崛起中的中國, 未來是光明的, 也是困難的.
中國需要的, 是認清形勢, 找到短板, 尋找出接下來的路徑.
作為新興崛起的大國, 中國在一些方面恐怕還需要更多進步. 要將自己的短中長期目標釐清, 制定相應的戰略和戰術, 並根據時局不斷調整. 缺乏戰略的戰術是無本之木, 缺乏戰術的戰略是紙上談兵, 混淆而將戰術當作戰略則更加危險, 很容易涸澤而漁.
知人者智, 知己者明. 知己知彼, 才能走得更遠. (作者萬喆系經濟學家, 澎湃新聞特約主筆. )
2.馬雲談中美貿易: 規則不好要改善, 但不能亂來;
鳳凰網科技訊 (作者/管藝雯) 4月10日消息, 昨日晚間,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展開對話並進行晚宴, 雙方就中國改革開放, 創新發展和中美貿易等議題交流.
在回顧改革開放40周年的曆程時, 馬雲說,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 '過去四十年中, 中國開啟了市場, 無論是國內和國際市場的開放. 沒有改革開放政策的話, 就沒有今天的我們. '
馬雲表示, 在改革步入深水區之時, 我們也面臨很多挑戰, 要利用創新把挑戰變成機遇. '我們的世界面臨很多的挑戰, 無論是貧困的挑戰, 環境的挑戰, 技術的挑戰, 但是怎麼樣迎接這些挑戰, 就是通過創新, 我們不能夠用老辦法解決昨天的問題, 這樣的話就會妨礙我們追求發展的希望, 創新可以說是解決當今世界問題的唯一途徑. '
在談及持續推進改革的動力時, 馬雲說, '我們有很大的願景和理念. 過去40年, 我國幫助數億人口脫貧, 要讓人民有更好的生活, 這就是推動改革的驅動力. 我非常有信心, 中國將會更加開放. '
對於如何持續推進改革, 拉加德在對話中打了一個形象的比方—— '要在陽光燦爛時候修屋頂' . 改革是艱難的, 財政狀況想要保持良好也不易, 拉加德表示, '我的建議, 每個人要像金融危機期間做的那樣, 無論是財政, 金融還是貨幣政策, 要做好準備, 未雨綢繆. 其次, 需要結構性改革, 解決貧困問題. '
馬雲指出, 在中美雙方的貿易往來中, 中國獲取了收入, 美國獲取了利潤, 不可否認的是, 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國家之間會遇到問題和分歧, 但貿易戰爭絕不是解決辦法. '我們不能夠用贏得貿易戰爭的方式去解決昨天的問題, 我們要找到創新的方式來解決明天的問題. '
拉加德在互動中呼應, '貿易應該遵循玩家們自己制訂的規則, 比如WTO這樣的多邊貿易機構. 有任何問題, 違反了相應的規則, 都有相應的爭端解決機制來解決. '
在她看來, 要理解目前的貿易爭端, 需要向曆史學習. 在一戰之前, 閉關鎖國帶來了很多問題, 隨後出現的全球化貿易, 則為世界帶來了利好. '比如說, 在19世紀中期, 世界極端貧窮的人口佔90%, 今天的數據, 是10%左右. 貿易是主要的改善因素之一, 讓人們從貧窮中解決出來. ' 鳳凰科技
3.1分鐘看懂, 中美貿易大戰300回合;
這場貿易大戰, 已經演了很久, 最近更新得特別勤快. 中美雙方你來我往, 彷彿已經大戰300回合, 究竟誰會勝出? 誰有比較多的籌碼? 看看當年美國對日本的制裁, 也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2017年4月, 選舉時就喊著要把製造業跟就業帶回美國的川普, 就指示商務部調查中國和其他國家進口到美國的鋼鐵, 是否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2017年8月, 川普再度提出明確針對中國的調查, 要求研究中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 特別聚焦在中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調查結果初步估計中國竊取智慧財產權, 每年造成美國2250億到6000億的損害. 中國官方媒體批評這項調查將毒化兩國關係, 同時抨擊川普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
沉寂了幾個月後, 2018年1月, 太陽能板和洗衣機先被拿來開刀, 美國宣布對進口的太陽能板課徵30% 的關稅, 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 洗衣機的稅率則從20%起跳, 連帶墨西哥跟韓國也遭殃.
3月9日, 美國表示將對進口鋼鋁課徵高關稅.
4月開始, 就更精彩了.
4月2日, 中國一大早反擊, 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表示對原產於美國的豬肉, 水果, 堅果, 酒類等, 課徵高達25%的關稅, 但不包含大豆.
4月3日美國公布「301制裁清單」, 擬對中國銷美約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關稅, 涵蓋1300項商品, 瞄準「中國製造2025」領域;
一如中方所言「來而不往非禮也」, 4月4日中國旋即做出反擊, 決定對包括大豆, 汽車在內的106項美國商品加征25%的關稅.
5日, 川普再嗆聲, 對中國的回應感到憤怒, 並且表示他考慮再加碼貿易戰, 對1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額外關稅, 中方回應「我們不想打, 但不怕打貿易戰. 」
大戰打得眼花繚亂, 到底是誰會佔上風?
美國出口到中國總值大約1300億美元, 但是中國出口到美國則高達5050億美元, 讓川普哇哇叫的貿易逆差, 卻也是美國的一大優勢, 因為這意味如果貿易戰真的開打, 美國有更多可以對付的清單.
但是, 中國可能擁有個強大的政治局面, 擁有絕對的權力和手段來限制公眾不同的意見. 但是川普還有期中選舉等在前頭, 強大的遊說團體在旁邊排隊, 還有一個又一個仔細檢視他一言一行的新聞媒體. 如果物價高漲, 以及高關稅讓企業蒙受損失, 可以想見輿論的壓力會更加龐大.
「兩方最終都會受害, 只是在政治上來看, 比起美國, 中國似乎有更多的運作空間,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資深研究員Phil Levy認為.
中國竊取智慧財產權的威脅是真的嗎?
中國企業在政府和資金的支援下, 迫使希望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要以合資的方式成立, 這迫使美國企業必須與中國企業分享商業秘密, 最後, 壯大了中國的技術, 取代美國企業, 奪取獲利.
美國人基本上都同意這是個問題, 但是要怎麼處理存在爭議.
關稅會創造美國的就業嗎?
關稅一定是會保護一些工作, 例如先出重手的鋼鋁業, 美國鋼鐵公司就表示會增加僱用更多勞工, 對於受保護的產業, 如果來自中國的進口量下降, 那生產這些產品的美國公司, 理論上會提高產量, 可能會增加更多僱用.
但是增加本地僱用, 帶來的利益真的高過損害嗎? 這還是一個不確定的問題, 例如使用鋼鐵的比生產鋼鐵的公司還要多, 鋼鐵業增加的僱用, 會比好比汽車業減少的僱用還多嗎? 會不會提高關稅, 反而造成更大的失業?
跟當年對日本的貿易戰有什麼不同?
貿易戰, 以前也不是沒有過, 1980, 1990年代, 美國就出過手打日本了, 現在與中國杠上, 其實有許多相似之處.
當時美國運用關稅, 讓日本開啟半導體市場, 並且限制鋼鐵出口至美國. 跟今天的中國一樣, 日本當時與美國存在巨大的貿易順差, 日本也同樣採取所謂不公平的產業政策, 扶植自家公司成為全球企業.
美國讓日本轉向的手段就是這次用上的301條款, 賦予總統廣大的權力, 通過關稅對貿易爭端進行報複.
這次重施故技, 能成功嗎?
美國經濟戰略研究所總裁Clyde Prestowitz抱持懷疑, 他認為「中國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生物」.
其實不只日本, 當時美國也用301條款對印度施壓, 要求德裡開放其保險市場, 印度拒絕談判, 當時印度財政部長表明: 印度政策問題, 不是美國說了算.
現在的中國, 更像是當時的印度而不是日本, 一樣人口眾多, 幅員廣大. 當時日本雖然透過拖延來抵抗美國的要求, 但是最終還是得低頭, 因為日本需要美國保護其免受中國威脅.
日本從來沒有要脅要反過來對美國進口品進行報複關稅. 這和今日的中國形成鮮明的對比, 中國嘴巴上不示弱, 公布的反擊名單也沒在客氣.
日本當時透過讓那些直逼通用福特的日本汽車大廠, 在美國設廠, 以及加強對美國的投資, 來降低貿易戰的煙硝, 日本企業現在在美國直接僱用數十萬美國勞工, 並且投資培育有用的政治盟友, 特別是共和黨人.
只是這對北京當局恐怕不管用, 2017年中國投資美國約290億美元, 這比前一年還少了1/3. 原因是擔心國家安全, 美國持續增加阻止中國的投資, 併購, 限制中國人購買半導體廠和其他科技廠.
中國針對美國的敏感部位回擊, 特別是美國農業和飛機, 即使這麼做中國經濟會受損, 但是代價高昂, 美國應該也會痛得縮手.
當時對上日本, 美國國內的反對聲浪, 削減了白宮出手的力道, 1995年當時柯林頓政府預計要對日本的豪華汽車徵收100%的驚人關稅, 希望日本可以多買一點美國的汽車零組件, 會買豪華汽車的消費者有限, 而且柯林頓假定應該多是共和黨人, 不是他的選民. 但是引起美國汽車經銷商的騷動, 對白宮施加壓力.
這次中美貿易戰, 遊說者聚焦在對美國農民的傷害, 農民是強大且政治上具同情勢力的團體, 也是川普政權重要的支援者. 川普說會有保護農民的計畫, 但是沒有提供任何細節.
川普威脅要對中國進行大規模報複, 但是旁邊的人又不斷試著消毒, 讓市場冷靜一點, 表示沒有要打貿易戰啦. 川普還推文: 中國會讓步.
這戰, 到底是打還是不打? 一切恐怕還是要等到5月下旬才會明朗.
這波「301」制裁清單,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將在5月15日舉辦公聽會, 等到5月22日後, 才會確認最終產品名單, 中國也未宣布報複清單的最終措施及生效時間; 在此之前, 都還有模糊空間. 天下雜誌